英國權力下放；香港中央集權

聯合王國（通稱英國）繼蘇格蘭於9月18日一場逾四百二十萬蘇格蘭人參與的單議題（獨立）公投表態後，激發了一連串關於政治生態轉變、權力再分配的議論，而且是現在進行式。英國首相金馬倫 (David Cameron)不知是出於黨內後座議員 (backbenchers)的慫恿抑或來年國會選舉數票的策略考慮，公投翌日早早 7 時現於唐寧街10號總結公投之餘，連帶提出了對威爾斯、北愛爾蘭以及－當然少不得－英格蘭（更多的）權力下放 (devolution)。

英格蘭也權力下放

也許意料之外，英格蘭「國」境之內，對權力下放的推演再走一步：既然討論權力下放至聯合王國內的各「國」，何不湊個熱鬧，順帶討論一下英格蘭各區各郡的權力再分配？這個著實是對地區主義 (localism) 再探討的好時機。議論最主要圍繞幾個面向－當地人最清楚當地的發展需要、不少區、郡圴有獨立的地方特色而且不希望被同化、英國政客始終太多區域議會無助地區發展、英格蘭（甚至英國）太過以倫敦為中心（更有人用倫敦究竟是推動英國的發動機抑或窒殺其他地區的癌細胞作比喻）。這幾個面向有的互相矛盾，有的是積壓已久的 elephant in the room；這次正好讓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和盤托出。

要認識現代英國的地區主義，或者應該先從倫敦這個國際大都會著手。當然倫敦可以再細分大倫敦 (Greater London)、內倫敦(Inner London)、甚至倫敦市(City of London)，在此不贅。原來單單倫敦的經濟貢獻 (以GDP計)已經是全英的四分之一 (亦相等於瑞典的 GDP)，人口逾一千三百萬－比威爾斯、蘇格蘭的人口總和要多。倫敦絕對是英國的大玩家，其他地區與其相比，真的是「蚊同牛比」。倫敦幾近等於英國－不少人把它們聯想為同義詞。但是，這並不使英國國民絕對認同其他地區應該配合國策以倫敦為中心，壯大國家。先不要論繼續重心發展倫敦的回報遞減，而其他地區或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不同地區的不列顛人在愛國主義潮退卻後，重拾地區歸屬感，而且漸覺「中央」根本不能掌握地區居民的需要以及迫切的問題 (out of touch)，從而希望由熟悉地區的人管治該地區－本土人治本土；但是同時亦不認同由更多的政黨代表把持議會，因為認為他們不但官僚主義低效率，而且只會照顧商家利益。

香港卻殊途

這一切是否似曾相識？香港人何嘗不是渴求「港人治港」，而且拒絕地區政府透過官僚制度向資本財團過分傾斜？只不過，當英國研究如何權力下放以及下放至怎樣的程度，香港卻由最高權力下放 (也許可作蘇格蘭公投期間常提到的 Devo-Max 的藍圖)被一步步收窄，權歸中央。中共領導人在近來不斷強調香港只是被賦予「剩餘權力」－因為是被賦予，所以暗示了可以被收回；因為是「剩餘」，所以暗示了可以「無剩餘」。英國地區跟香港面對的困境是多麼的相似，但是國家／政府處理的態度是多麼的懸殊。我們不必有英國（甚至其他西方國家）凡事都比香港優勝的假定，事實上，香港在很多面向都跟西方先進國不遑多讓－但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而且好得多。可是，在領導層方面，香港差太多。英國的，他們會檢視制度的可持續性，循序漸進地在體制內求變；香港的卻只會在慢性衰亡的體制內苟延殘喘，他們把這想像為「循序漸進」的進步簡直是痴人說夢。循序漸進是英國可應付的，而且是應該的，而香港甚至中國更需要的是革命性的改革。但是最需要革命的地方偏偏只有尚未成功的半個革命，歷史的諷刺。

跟香港開的另一個玩笑

當年跟中共談判接管香港的正是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以及她領頭的保守黨，而保守黨最擁戴「大市場、小政府」。中共說要全面接管以及保留國防及外交權，而英方則粗略地訂下「生活方式不變」，以及政府「積極不干預」的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政府「積極不干預」這類意念對於保守黨人士簡直是如魚得水，他們覺得香港可以示範資本主義的極致成功。但是，正因香港政府沒有國防及外交權（亦即沒有政治權），同時對市場積極不干預，剩下來只是輔助國家經濟發展／執行國家政治任務的功能，更會眼巴巴看著市場不平衡發展而產生各種社會不公的現象。香港就是在中、英兩方三腳櫈缺一的協商的歷史糊塗賑下催生出來的英國實驗品兼中國生財工具。

「揸返軚盤」

但是，正如英格蘭各地區的吶喊，亦正如本作者在另一篇文章寫道，英格蘭各地區不是倫敦／英國的附屬區，香港亦不是中國這個巨人過場的一隻跳蚤。一個地區縱使份量再少，但是在該地區的每一個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值得尊重。或者是時候像洋文說：get back behind the wheel. 命運自主是實實在在而且可能做到的口號。

話說，倫敦在英格蘭不同地區討論權力下放的時候，提起羡慕香港的自主，嚷著要跟香港這類的國際大都市一樣得到相當的自由。只能說，倫敦，你太抬舉了。大概 grass is greener.

　

美國一四中期選舉共和黨、奧巴馬學習共處

最終美國共和黨 （GOP） 成功取得參議院過半議席，奧巴馬接下來兩年可謂「有排受」。他今日以後在議會面對的制肘比起香港的 689 可能會更大。不過由於美國確立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奧巴馬亦是民選的，他在議會無需面對不合作運動－反正這個總統不合心水，四年後可以選另一個。而且，中期選舉一向對反對黨傾斜，而共和黨在這兩年的表現亦不容放肆否則只會自招票債票償。在政府議會合作、能源、財政撥款、商貿、移民政策上分別有人唱淡有人唱好，而我是看好的。兩邊角力，把兩邊都拉向中間；奧巴馬借共和黨為議會的「執政黨」為由，可一方面演白臉，一方面推行有利國家發展但遭左派強烈反對的計劃。

美國政治之複雜、角力之僵緊，看似跟香港的 689 政權有得比，但是，看深一層，根本兩碼子的事。民主政治的智慧，香港政界識條鐵咩！

紐倫堡大審判： 一場對國家利益至上的審判

世事似是冥冥中自有主宰，剛看過紐倫堡大審判 Judgment at Nuremberg，沈旭暉教授翌日就發文章＜＜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以理論分析他所認知的當今中共政權的思維模式－以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為主體，不惜「必要」時犧牲部分人；而且在單元主義下，對異見者要不同化，要不消滅。在這個理論框架內，當今中共政權是有其可預測性的，所以沈教授「很擔心」。中國一直強調超英趕美；就生產總值而言，中共光榮宣告超額完成（儘管人均數據還是差太遠）；國家富強程度，中國依舊追趕，但是始終是「進步」了的－中國看穿了歐美國家昔日掩蓋國家利益極大化的面紗，由毛共時代的瘋狂意識形態的追求以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演化為進身各自以爭取國家利益極大化為目標的國際博奕戰。只是人家懂包裝，中國在包裝這個層面上仍在嬰孩學步；而西方有識的賢達早已看出所謂國家利益之惡，在 1961 年已經拍攝紐倫堡大審判這類具高反思性的電影，而中國的富強夢的主觀意願太強，即使是飽讀詩書的，依然在醞釀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當然很多時候，不是小我，是小「他」）的情懷。以下，就稍稍借鑒這部電影描述的在德國紐倫堡的大審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開設法庭向納粹德國不少的高官將令咎以人道罪作審判。在紐倫堡的審判，雖然中譯為大審判，但是在被告席的，並不是 戈林 、戈培爾甚或希特勒此等的大戰犯（事實是，他們在戰敗時已經以自殺解脫），而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大法官。一眾法官既沒有親手殺人，亦沒有發出軍令屠殺；他們只是執行國家指令，保護「國家利益」，甚或是為「西方價值」鑄定海神針抗衡「東方價值」的侵略。所以當時是得到不少德國人的同情，正如代表納粹法官們的辯護律師指出，要控告他們，就猶如控告全德國人，因為他們對極不人道的大規模殘殺都是「不知情」的。當然，大法官完全不知情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很多政治檢控、種族迫害的法案都是法官判決的－不是直接，就是間接參與。因此，辯護律師再三道出法官們在 1933 年至二戰結束時的德國，由於社會環境衰頹下出現強人希特勒，只好聽令的身不由己以及維護國家利益的必要性。公義與國家利益在此時頓然對立。公義是司法者必然要堅守的原則。但是在非常時期，法官居然以國家利益之名助紂為虐，暴露人性的缺點，所以這次亦是對人性的審判，對國家利益至上的審判。大審判的「大」就是大於此。

雖然這次審判是美國法官審判德國法官；而電影中，代表納粹法官們的辯護律師的詰問手法異常潑辣，甚至令人反感。但是，此部電影實非一部宣揚美帝主義的作品（至少不是硬銷）。電影不但不時描繪控方美藉律師的偏執，嘗試展示當時納粹德國下的德意志人「不知情」的無辜的一面，更插敘了當時由於正值美國與蘇聯展開冷戰的時期，美國參議員嘗試左右美國法官判決，希望他輕判圖以換取德國人民支持美國跟蘇聯的冷戰。片中的 Ernst Janning （真實世界的Franz Schlegelberger）喝停為他辯護的律師的詰問充滿戲劇性。辯護律師為求挽回國民尊嚴，不惜詆毀證人的人格、智商來為德國這幾位有頭面的人物脫罪，Ernst Janning 卻再忍不住又一次藉以國家利益放棄道德、公義；所以他放棄辯護，承認罪行，更指出納粹時期很多人不是「不知情」，而是「不想知情」。而那位美國的法官亦在背負國家利益的壓力下，仍然重判了幾位納粹司法者終身囚禁。是為德、美法官經反思後聯手對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下一個嚴正的審判。

國家利益至上之惡就是在關鍵時刻要求人放棄道德、公義、甚至是一部分人的生命。西方世界經過納粹一役，對國家利益的偏執是有所反思的。並不是說西方國家已超脫追求國家利益的政治現實，只是說，他們會透過協商對國家利益的追求畫底線，認清國家利益至上之惡。君不見西方世界開始由奉行國族主義轉為崇尚個人主義，以尊重個人為單位，而非體現集體意志來重新建構社會秩序。人民見識過極權下追求國家利益的單一目標的極惡，對政府亦煞有戒心，而非經常抱持犧牲小我的精神盲從國家指令。西方年輕的一代聽著國歌，不會感動流涕，反而感到「老土」。也許，中國人太多了，在國家利益面前，中國人只感自己的渺小，卻看不到自己的獨特。我常覺得中國，甚或香港，很多地方都是滯後的；當西方談論大眾應該如何照顧小眾利益－所以他們談同志平權、尊重少數族裔，我們卻不斷要求小眾犧牲以換取大眾利益。西方世界不是比我們進步很多，大概是比我們多一次大審判。這個是現今中國應該追英趕美的。

沈教授的擔心說穿了就是怕中共會以國家利益主義，犧牲香港多年辛苦建立的自由及公正獨立的法治。他的看法悲觀，我也悲觀，但是我審慎地悲觀 (cautiously pessimistic) －如果審慎樂觀是不要被（過分）樂觀的情緒高估了局勢的明朗，審慎地悲觀大概是不要被（過分）悲觀的情緒高估了局勢的不明朗。我是這樣回覆的：我相信所有有機的物體，包括人，包括這次運動都有其創造力，潛在發生出人意表的劇情的可能性。（現在再想一想，中國的政權都可能是有機的物體，事隔廿五年，變了嗎？）